到埃及念書之後,因為當地日商很多,所以我的打工大部份是英日翻譯居多。在埃及念書其實很省,我是因為這樣靠打工存夠了錢,才到哈佛念書。在旅行的過程中,我還做過一件事,就是搭西伯利亞鐵路從海參崴到莫斯科旅行時,10幾天幾乎都是在火車上渡過,即使休息也不能出站,擁擠的車箱內又很臭,為什麼很臭?不是沒洗澡很臭,而是貨很臭,後來我發現旅客其實並不多,大多是跑單幫的,這些比日本拉麵碗公還大的內衣、拖鞋、衣服就放在走道和置物架上,那些貨要賣去那裡?鐵路延線經過西伯利亞,有些小站的城市物資缺乏,於是火車停站時,也就有很多小販隔著窗戶開始喊價做批發,有些是現金交易,有些則是以物易物,交換毛皮、酒或農產品,這些單幫客到了莫斯科再用這些錢去買貨回北京賣。耳濡目染之下心想我也來賣點什麼,也並不是缺旅費,因為大家都在賣東西很忙碌,後來發現很多人想買我身上Levi's
501的牛仔褲,其實舊穌聯人民對美國是很嚮往的,尤其是對Marlboro香煙和Levi's年仔褲特色喜歡,因為那是美國文化的代表,到了莫斯科之後,會發現路邊有人穿著大衣左邊打開是假錶,右邊打開是香煙,而且還不是一包一包,是很珍貴的一根一根賣。那次之後,心裡就盤算著那裡有便宜的牛仔褲可以賣,後來我到曼谷的市場也批了一些牛仔褲和香煙。後來,好心人士好告誡,香煙最好不要折包裝,整盒10包可以賣15包的價錢;結果太好賣了,一下子我就沒東西可以賣了。辦了幾次貨在俄國擺路邊攤之後,也畢業出社會,可是念了哈佛後就忘了初衷,原本想從事NGO的工作,但大家都往管理顧問公司和金融業,理由是學費太貴了,要將學費賺回來。當時我心裡也想在埃及當翻譯這麼辛苦才存到學費,如果去做NGO的工作有一頓沒一頓,老闆又付不出薪水說不定就一車高麗菜相抵,一想到整個人就退縮了。於是我就開始上班了,雖然是科技業的顧問管理公司,不過和語言還是有直接相關,這份工作是和一群語言學家處理軟體上市前各種語言版本的問題,甚至包含少數民族的語言版本,一方面因為公平貿易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擔心市場占有率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需每半到一個國家去做處理相關的問題。也因為跟這些語言學家工作,我才發現有一種類型的人特別厲害,在其他公司可能不多見,可是在我們公司比率出其的高,你們可以猜到是什麼樣的人嗎?就是摩教徒。在台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摩門教的傳教士,特色是什麼?會講台語、騎著腳踏車、白襯衫、男性和都是年輕人。他們為什麼到台灣來傳教?這是規定。聊天的過程,他們真的想要你改信摩門教嗎?並沒有,如果台灣摩門教的信徒太多,反而會造成困擾。摩門教規定年輕的男性,就像服兵役一樣,必需有兩年的海外傳教經驗,去哪個國家由教會指派。我們看到他們大多是兩人一組,也就是一位老鳥帶新兵的方式。其實,用當地語言來介紹宗教,並不單純只是一般的生活對話,通常牽涉到語言相當深的部份了。經過兩年後,他們回到美國,教會並沒有要求盡什麼特別的義務,也許就開始找工作。他們都擁有雙語能力,容易比別人有機會找到更好的工作,有傳教經驗比較能吃苦耐勞;這也為什麼我們公司有一半是摩門教徒的原因。當我看到摩門教的營運模式,及摩門教的朋友總是有兩三個工作等著他們,專業加上語言能力的優勢,往往讓他們走到哪裡都不怕失業。
同是在科技公司的工作,客戶中也是有軍火商,因為有保密原則,所以公司另外成立了一個部門,我也被指派到那個部門工作。軍火不僅只有買賣,一些技術和維修的問題,也是需要語言的轉介;所以我到軍事基地工作了一段時間。這之後我就到NGO工作,當初在農場工作,因此開始關心到教育,就英語教育的部份,也就是以我會英語的優勢,想去改變他們的生活現況。這是他們所使用的小學英語課本,1930年代的版本一直用到現在,課本裡有部份的字根本早已不在英國和美國通行,只有在古典文學或小說才找得到的古典字彙。可想而知教的老師當然沒有教案的觀念,也沒有教學方法可言。於是,我們找到了英國劍橋大學ELS語言中心合作,因為他們發展出一套即使不會英文的老師,也能教好英文的方法和教案。當時心想這怎麼可能?於是,一位不會講中文的人當著30幾位緬甸老師和我面前試教一堂中文課,一小時之後,真的讓我和其他緬甸老師將這課的中文都學會了,還可以對話。這讓我意識到,老師可以不好,但教案夠好的話,學生聽得懂就行了,真的很神奇!因為緬甸的英語課本是官版的,我們不能更改,也為了可以銜接上學校的教學和考試,所以我們以原有的教材為藍本,想辦法從一年級到十一年級的英語課本逐頁寫出教案和教學方法。我們將這套教學方法放在網站免費下載,和放在當地的教育中心供人索取,並設了一個24小時的服務專線,讓遇到對教案有疑問或不知如何教的老師有咨詢的管道。也就是我們無法改變當地教育的制度時,可以從方法上來做改變。一直到現在我還很以這套教案為榮,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所以了解將英語當做外語來學習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即使不是一位英語老師,只要善用工具,也可以有教英語的方法。接下來的工作是設立樸門的農場,就像我剛才說的,他們大多不是緬甸人,而是尼泊爾族和擺夷族人,大部份都是佃農。如果我能將外界關於僕門和有機的相關資訊;罂粟花轉作經濟作物成功的案例,臨國金三角轉作成功的經驗;透過語言和文化上的翻譯,傳達到這個社區。文化上的翻譯就是,如果今天佃農們種罂粟花可能會被殺頭,但一個月有1000美元的收入,合法種玉米,一個月收卻只有50美元的收入,您覺得他們會選擇做什麼?那麼一個月要有多少的收入,他們才願意持續下去?50美元沒關係,剩下的我們來獎勵。當我們只有想到合法、轉作、有機,沒有經過文化的翻譯,那麼如果補助取消之後,他們還願意持續下去嗎?這也是很多計劃會失敗的原因,所以我們不斷地找尋方法,找到相當於罂粟花價值的替代作物;於是,我們開始做有機精油的提煉。由於當地交通很不便利,一噸的原料提煉後僅剩6至7公升,在當地提煉可以節省很多交通成本,精油又可以保存相當久的時間,萬一發生內戰或雨季道路被土石流沖毀時,農民們不至於血本無歸。這些已經不是國外經驗的複製,而是以用在地的方法,讓他們願意去這樣的轉變,並持續下去;其實能夠做這樣的橋樑,語言對我來說是有很大的幫助。
之前在遊輪上兼職三個月,是份講師的工作,內容是遊輪停泊前需要有人告訴客人,當地的風土民情,好吃好玩的地方,或是需注意的文化風俗,這是對客人的部份。對內是員工文化層面的,由於每家船公司雇用的水手的國別不同。我服務的這家荷蘭船公司水手主要是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西方國籍大都是荷蘭人,所以管理階級的大都是荷蘭人,和輪機相關、與港口聯繫、讀圖、判斷這些幾乎都是菲律賓人,因為他們的英文比較好,實際做水手粗重勞務工作的大部份是印尼人,長久下來就會有很明顯的三種不同階層,最上層的是管理的白人,再是菲律賓人,因英語能力不錯,再來最下層的是印尼人,三個層級之間,彼此有些衝突。尤其是菲律賓籍和印尼籍的船員,他們會各自帶幫派到船上工作,他們自己人之間也會有衝突。我會覺得很多衝突是來自文化之間的不理解,就好比我們剛提到中文強調啟承轉合,英文是前重型的語言,結論在前,相處上的衝突可能是這樣發生的,印尼人會覺得受到菲律賓人的歧視,也有可能是文化上的不理解,而不真的歧視。對內的部份,我就是讓不同國籍的水手,了解對方的文化,例如如何去了解不同國籍話語上的意義,什麼是有敵意,什麼是沒有敵意的,同時教荷蘭選手如何面對菲律和印尼的水手,什麼是他們可以接受,而什麼情況下他們會覺得是受到侮辱。這部份過去的旅行經驗幫助我很多,透過cultural
reorientation解決文化上的衝突,正確解釋對方的意思,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工作。第10個,也就是我剛提到訓練者的工作,訓練的對象很廣,包括剛才提到的武裝部隊,各少數民族,和各緬甸的流亡組織。其實,過去這二十年來很多的緬甸的難民被安置在幾個不同的國家,尤其是日本、美國和北歐為主。同時,在馬來西亞、中國和台灣都有許多的移工,大家可能覺得在台灣的緬甸人應該不多,猜有多少?最多可能幾千人吧,實際上超過20萬人,除了中和外,還有很多的隱形緬甸社區,跟家鄉還是有緊密的聯繫,像現在緬甸開放了,很多人想回家鄉,回去之後能做什麼?我們希望能針對不同的社區給他們一些公民社會的訓練,像是如何當位公民記者,或者監督外國的投資等等,為期三個月的訓練,回家鄉後仍可繼續的工作。但這些訓練在緬甸境內是被禁止的,會被認為是激進份子,但這些訓練在開放發展的過程中是必要的。從事這份工作讓我看到許多不同的面向,因為並不是只有用中文工作,在世界各地從事有趣的工作,可以接觸到有趣的人,當然希望自己也是別人眼中的其中一位。
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報導澳洲採訪打工渡假的專題,大致是說現在可以去打工渡假的國家愈來愈多,隨著澳洲採訪打工渡假的台灣人,拍了住的宿舍、賺了多少、花費有哪些、打工的地方、工作內容和打黑工等等。我們現在談到打工渡假可能都太政治化了,認為打工渡假就是當台勞。不過像我這樣的台勞來看,我的辦公事在泰國,是為緬甸社區做服務,難道我必需覺得丟臉向台大的學弟妹道歉嗎?打工渡假的簽定是互惠的,我們第一個簽定的國家是比利時,比利時年輕人到台灣打工渡假,會不會被他們的電視台報導成自甘墮落的比勞?當我們只在自己的環境下思考時就會有迷思,想法會變得很狹隘。如果要跳脫這樣的思維,我建議每個年輕人都應該到國外看看,腸衣工廠也好,成衣工廠也好,重新看看自己的位置,台灣的位置,再看自己以後在世界上的位置。因為台灣很小,如果將自己的未來鎖定在台灣,或者到大陸,這樣就太局限。前面提到的10個工作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他們對於未來的可能性,從來沒有以一個國家做為單位,或以一個城市做單位, 而是以世界做為單位。我覺得台灣以世界為單位來思考人生的還太少,過去很多這麼想的人都沒有回來,所以你們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有機會從學英文這件事重新去思考,已經超越把語言當做找工作工具的思考方式,跳脫這個框架,第一步就是從語言開始,並不是語言本身,而是用語言去學習一個新的思考邏輯,找到自己在世界位置的方法。
Q
& A
您認為一種語言要學多久才夠用?還是只有需要才去學?
我個人認為是需要才學,夠用就好,學起來放的語言,動力不足通常不會學太久。同樣地,任何語言只要花了時間學,一段時間沒用,可能會生疏,但不代表會忘記。有人會像看馬戲團的方式要我用10種語言和大家打招呼,心想我又不是娛樂大家的猴子,而且這樣的打招呼一點實用性都沒有,純粹只是觀奇的想法。我覺得重要的是學到哪裡用到哪裡,其實我們能夠同時切換的語言是有限的,沒關係用不到的放腦後,只要現在正在用的語言我就會特別加強。像是這幾年日文用得比較少,英文工作上常用,所以在泰國上語文學校時,我就選擇以日文的授課方式學泰文,為保持一定的熟悉,順便複習。或者我會創造一個環境,例如搜尋首頁設成日文,總之,強迫自己持續的接觸和使用。至於用不到的語言,你認為還有沒有必要每個月再花一天的時間復習?我覺得那是沒有必要的,我想大概不會再用到的維吾爾語,以前會花時間復習,但現在覺得既然用不到,就沒有必要再浪費生命去做這件事。我想用到哪裡學到哪裡是最重要的。
學習其他的語言會不會影響您中文的表達能力?不過,聽您的演講是沒有這樣的疑慮,但我對學語言有這樣的疑問?
有人學了幾年外文之後,就說中文變得不會表達。我是覺得不太可能會這樣,如何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且能夠用別人能理解的意思來表達,其實是很重要的。我離開台灣20幾年,當然會有距離,我沒辦法坐在台下聽自己的演講,有人會跟我說一聽就是住國外的,也有人會覺得根本就是高雄人。每次我盡力在回台灣前一兩天,就開始看一些網路新聞,飛回來的飛機上至少看兩份台灣的報紙,主要想知道大家都在說些什麼,或想些什麼,希望有比較多的理解,達到溝通的效果。回台灣的第一天,講話的速度一定會變慢,一兩天之後多說就好了,到其他國家也是一樣。我哥和姐姐的小孩沒錯是國外長大,如果我聽到他們中英文夾雜著講,我一定會斥責他們,如果真的不會說,就去查,查到會說為止;語言最主要的目的是溝通,既然這樣,就不要給別人奇怪或不舒服的感覺。
台灣有沒有什麼社群讓已婚或未的人,還可以像您一樣可以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其實這樣的社團在台灣真的還不少,像是不同凡響社(Net Impact ),像是洋幫辦他們在吸收新會員時,會先給你一疊雜誌,一個小時做夢想拼貼,就依照自己拼貼的夢想來前進。我所知道的讀書會和社團就有20至30個,各位依照自己的觸角也一定有接觸到,很多人都在努力,都在嘗試。如果到瓶頸,也希望大家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社團,跟有同樣想法的人朝著方向努力前進。其實,我看到台灣愈來愈多這樣的年輕人,很多優秀的人,在各個領域努力,像公益旅行、社會企業都有。
如果想像您成為一位NGO組織的工作者,對NGO還沒有什麼概念,您會有什麼建議?
想從事國際NGO組織的工作,先要確認自己是否適合,方法就是從社區服務開始,從身邊的NGO組織開始,在這個領域發現那是你喜歡的工作,才踏到國際NGO的領域會比較自然。如一開始就踏進國際NGO的組織,說不定會很挫折,從身邊找得到志工的開始,去試試自己適不適合,合適之後發現台灣太小了,再去找一個有給職的國際NGO的工作。一定要先從了解自己開始,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其實,在NGO的領域裡也是,有些人適合募款,有些人適合第一線的工作,有些人適合在專門給錢的單位工作,有些人適合在執行計劃的單位工作,各個行業都有,有與食品、環境、自然保育、企業或者銀行相關的,所有的行業都有一個對應的NGO,並不是只有做身心障礙或兒童福利。我覺得用自己的專業進入NGO的領域,專業愈強能夠帶給NGO的力量也就愈大。
您覺得什麼樣的社會企業比較適合台灣目前所需要的?
台灣一直以中小企業為主,所以長久以來都是鼓勵年輕人創業,如果年輕人一開始就去創社會企業,那可能會全軍覆沒。我想如果是以有基礎的NGO或者是企業,來做社會企業會是比較適合的。這可能還需要更多的部門和更多NGO的組織把這個問題想得更清楚。台灣目前登記的NGO組織有5萬多,其實各個行業都己經有一個對應的NGO組織,那還要再創立更多的NGO組織?目前正在經營的,正在轉型的,或是想要做更好的,這些已經有經營社群和企業經驗的,在轉化這一步會比較容易,更適合走向社會企業的道路。我並不鼓勵年輕人一開始就是要創立社會企業,可能造成更多的年輕人失敗,反而讓大家認為「果然社會企業是不可行」的錯覺。社會企業比較成熟的國家,比較近的有香港,他們的社會企業多半是有很經驗的商業人士、管理顧問、或者是資深NGO的工作者退下來之後做的,所以他們事必對某個領域會非常的了解,像黑暗中對話,在一個黑暗中的品酒場地,剩下味覺和嗅覺是最敏銳的,所以他們就訓練視障朋友成為品酒師,這是一份工作,而不是同情視障者所給予的工作,會不會比我們明眼人做更好,成為一位好的品酒師,這才是要考量的,也才可能成為成功的社會企業。在香港有一家叫鑽的(Diamond Cab),收費和一般計程車一樣,專車接送身心障礙者,司機受過社會服務員的訓練,可以載送身心障礙者想出門買東西或陪伴,算終點,這也解決許多不良於行的老人家沒辦法出門的問題。針對老化人口,這樣的社會企業會很合理的存在。我們現在很多計程車在外空跑,有沒有一部份的人願意改裝計程車?願不願意接受訓練?相關部門規定再做合理的修改?是不是有人去督促修法?如果是位大學生畢業有沒有辦法?我想一位資深的NGO工作者或是企業經營者,他們可能更容易知道如何去做,可以得到立法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