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飛帆：
先謝謝主辦單位，龍顏講堂和有鹿文化，一開始馥儀來找我們來這個講座，聽到我要和黃國昌對談，我在想我們兩個到底有什麼好對談的。
我要調停一下，因為早上才剛經過一個很有壓迫感的研討會。然後我也是滿久沒唸書了，要來趁這個機會來好好聊一下。
馥儀剛剛說，我們這些人以前都會理所當然被當成暴民，國昌也有提到他大學時期的生命經驗也有被學校如何看待，其實過了二十幾年我們的處境還是一樣，我們在學校裡面好像都還是維持著一個暴民的形象，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現在看到我，也不會覺得說我們看起來像Albie Sachs那樣慈祥和藹，看起來就比較面目可憎一點。不過面對臺灣這樣的局勢以及氛圍，當個暴民好像也是理所當然、沒什麼不好。對於我們如何從一個看起來很清澀的大學生，像國昌也曾年輕過。
這二十幾年在校園的氛圍還是當然是改變了很多，大家可能可以很清楚看到說現在大學的氛圍可能跟國昌大學時期，甚至更早以前，如果把時間拉到1980年代，那個大學的氛圍。當然中間有經過很多的轉變。
坦白講我絕大多數的知識真的不是從課堂或書本上而來，如果認識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自己金價沒啥咧讀冊！有些說我們這些人整天都在抗議，然後沒唸什麼書，某種程度上我也承認啦。認真說起來，一直覺得我在大學時期讀的書不是很紥實，然後跌跌撞撞的一路到現在。當然相對而言啦，某種程度上認真唸書的經驗還是有的啦，還是有花一些時間心力在書本上，但是絕大多數的生命經驗和現在所學到的大多數的知識，反而不是從課堂上而來。我並不是說在坐在教室裡面不對，或是認真去讀一些書這是錯誤的，而是每個人的取性不太一樣，有些人習慣真的是必須要把很多的事情、背景知識、理論架構先搞懂之後，他才有辦法推促自己去參與行動、說服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的人，當然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身旁有非常多這樣子的朋友，也碰到非常多這樣的人。在碰到一些當社會大眾可能感覺到非常憤怒、衝動、想去做些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很常是可以當做煞車皮的角色，去拉住大家，告訴我們某些東西還要再多想一點、多思考一點。其實我很多時候對於思想必須先行？還是行動必須先行的事情，我有時候還是很難拿捏這中間的平衡。坦白講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是先決定了自己要把所有事情都俱備了之後才能夠採取行動？或是說到底什麼樣的情況才叫我們都了解了、都懂了？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個滿吊詭的事情。
所以很多身旁的朋友告訴我們問我們「這件事情真的是這樣嗎？你確定真的對嗎？」的時候，自己也會有些懷疑。但是自己在情感上可能又會覺得…例如說大埔事件發生了，絕大多數一般的人，也就是在場的各位，你可能真的該真去讀土地徵收相關的法條時，這件事情對一般民眾而言就是一個困難的事情。那你要如何讓他去動起來？要如何讓他去了解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透過很簡白、簡單的語彙，去告訴他這件事情的荒謬和不對的地方在哪裡。某種程度上，站在群眾運動角度上，你可能更無法告訴一般民眾，用各式各樣深奧、艱深的法律語言、政策語言去告訴他們這些事不對在哪裡。我們必須用最簡單的形式，也就是「情感」。這種情感的背後可能會有一點浪漫的情懷在，就像是馥儀剛說國昌也是個浪漫的人，國昌雖然看起來很嚴肅，但他的確是個很浪漫的人（台下笑）。
每個人在生命當中，即使再嚴肅的人，或是看起來很堅硬的人，他也是有很多浪漫的分子在他的體內。我一直覺得說，有時候在採取行動的時候，或是從空談、理論一直過渡到正式採取行動時，就需要比較浪漫的，你也不能夠說他比較不理智，你還是必須透過情感上的動員，讓他能夠在這過程當中，讓人感受到一些感同身受的想法。
這變成是在採取行動或是實踐個人社會理想當中，這是個不可或缺的事情。而某種程度上如果當這些事情全部刨除情感、較浪漫的層面，又是否真的能夠推動一個人從書本，或是從理論慢慢過渡到實踐的過程，這聽起來好像也有點困難。我們也不可能只追求情感、浪漫、哪裡有不公就義憤填膺的這種感覺，而不去考慮事情背後需要具有一定理論基礎、去了解這件事情。那我就一直在這種過程中有點跌跌撞撞到現在。
就像剛馥儀所講的，我第一次參與學運是2008年野草莓學運，當時我在大二。大二那時候，你說我們真的懂「集遊法」是什麼東西嗎？2008年我第一次聽到「集遊法」這個名詞，我也搞不懂集遊法中到底有什麼具體的問題。那時候為什麼會上街？為何會參與學生運動？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我直接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同學在電視機前面被警察用警棍、盾牌毆打，直接看到這些參與靜坐的同學是被架上警備車。他們現場高喊的口號是和平，但你怎麼看，都知道那件事情是很荒謬的事情，那根本不是個「和平」的場景。那個情緒的衝擊很強烈，你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是當時候那種義憤填膺的感覺而走上街頭。
所以認真說起來，主辦單位那時原本叫我們談一下過去思想的養分的時候，我其實有點難談這樣的事情，因為其實那種養分的來源是血淋淋的事情發生在眼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馬政府給我們這個養分，那個養分是很直接的不斷在澆灌你、這六年每天都在澆灌你、每天都在灌溉，每天都灌溉很多養分，結果哇～你有一天就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台下笑）
這件事情也不能怪馬政府，我覺得這件事情的確是這個樣子，我們一開始在思想的成熟度，或是學術的涵養上，說實在我們所知的不多、唸的也不多。真正唯一讓你真的覺得義憤填膺、想要走上街頭的，我覺得那是一個人的本性。
歸根究柢、這幾年下來慢慢理解解的時候，我發現那是一個「同理心」，這個同理心背後不需要有多大的哲學思考或是理論去支撐它，但這個同理心是在每個人身上都有，而且可以具備，即便是馬英九，我也認為某種程度上他也有同理心，只是他的同理心不是對臺灣人。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同理心的存在也推促了很多人去採取行動，然後在那個行動的過程當中他才慢慢的東找一點知識、西找一點知識，然後去填補自己的一些空缺。我也是從2008年一直持續到現在就大概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後來比較大的一些啟發，確實開始唸一些東西之後，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更知道某種程度上思想的具備還是必須要有一些這樣的養分，我們不能只單靠馬英九灌溉我們（全場笑）。
所以後來開始認真讀一些東西後，我自己是很喜歡歷史，一部份的原因是很喜歡唸一些過去的故事，以前大概都是聽長輩講以前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家庭的因素，因為我爸是個堅決的台獨份子，所以他常會跟我說一些過去有的沒有的一些事件，我理所當然認為我爸沒有經歷過那些，他應該也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旁觀者，但是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些過去的歷史經驗。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一天真的會這樣跟過去的臺灣歷史有這樣的銜接，在我1988年出生的這個年紀，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那個銜接一直是到我在成大唸大學的時候，快畢業時，才偶然的因為學弟妹他們組了讀書會試著要耙梳成大以前校園的一些歷史，當時正值成大79、80週年，所以做了很多成大歷史的耙梳，我才認真、有機會去看到成大過去的一些歷史。才偶然把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成大的歷史脈絡，甚至年輕世代整個反抗的經驗串在一起。
我想講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故事，我覺得這個故事如果沒有被拍成電影的話非常可惜。這個故事每當我在很絕望的時候，想起來那個故事就會熱血沸騰。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像是我以前大一大二打系籃，如果系籃比賽前很沒FU的話怎麼辦？大家想到一個作法，就大家一群男生會窩在宿舍，是看NBA精典十大好球。就一群人比賽前窩在那邊看十大好球，想像自己是KOBE上場之後很神猛，但我到離開系隊我都還是坐板凳（台下笑）。反正就是比賽前你會去看那些東西，讓自己充滿熱血沸騰的感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而那一段歷史被我當成十大好球的經典畫面來看待。
我2008年在成大參與野草莓學運時，我當時完全沒看過成大過去的歷史，我也不知道在1990野百合學運以前，成大有什麼樣的學生運動，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想像的就是，我們這群人是1990年代以後，成大第一組出來搞學生運動的人馬，我就把自己想得很偉大，就是把自己過度膨脹、覺得自己就是歷史的先行者這樣，在大二、大三都這樣子想。
到了大四時念到那段歷史時，才發現在歷史面前我們每個人是多麼渺小，我們基本上每個人都是NOTHING。在那些校史回顧裡面，我看到幾件事，我把時間軸往前推：1980成大學生運動，像是經緯社、西格馬社等老字號學運社團，1980年代末期在搞校園自治、校園民主；到1990年代野百合的學運，這些團體在2000年左右倒光了。
在這之前，1970年代，我們發現成大校園有一群很有趣的人，他們組了一個「成大共產黨」。在那時代這是非常革命性的事情。當時很多重要成員現在都還在，包含現在被歸為統左的「勞動黨」的榮譽主席吳榮元，就是當時成大共產黨案中很重要的主角。他們當時在成大校園內串聯各校的學生，不只是成大內部的學生，甚至空軍官校的學生，他們是真的準備在各個學校中要搞革命行動。
當然他們這個行動後來是完全失敗的，因為他們在發表「成大共產黨宣言」之後立刻被消滅，全部被抓去。第一時間是被判死刑，後來是因為國際上的氛圍和壓力，特別是當時臺灣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與日本斷交等事，外交上相當大的挫敗。所以國際上壓力很大，最後很多人改判無期徒刑，或十幾年的有期徒刑。那個案子是我們在成大校園內或歷史課本內完全不曾讀過的歷史。他們當時唸馬克思，而且唸的還不是我們現在在書店上看到的那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馬克思，還是國民黨文宣內，就是跟國民黨文宣相反的那種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運用這樣的方式去唸到馬克思、左翼主義相關的東西。
大家會覺得這樣的事情很有趣，但我們從來在歷史中不會看過這樣的一段過去。甚至我們還不認識這些人，但這些人一直持續到現在，他們都還在，很多人都還在。但當然他們現在的路現比較統左、站在大中國主義下的路線當然不見得能夠被我們這些人能夠認同，但我們也可以很同情的理解在那樣的年代，做出這樣的事情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氣，在他們那十幾、二十歲的年紀。
時間軸再往前拉一點，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後，當時成大還叫做台南工學院，那時有批十幾二十歲的學生為了面對彭孟緝軍隊的南下，這些人他們接管台南市警察局的槍枝，他們帶著這些槍枝在臺南市的周圍去維持臺南市的治安，因為國民黨同隊準備南下的過程當中，有一段時間是無政府的狀態。他們曾經帶著槍枝一路往北打，和國民黨的軍隊對抗，一直打到嘉義的水上機場。但這些過去的歷史我們完全都不知道，這些人當然有些人掛了，有些還活著的人，做了些我們更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們還加入嘉義阿里山上鄒族湯守仁的游擊隊，當時兩個武裝部隊－民主聯軍、自治聯軍，當時在臺灣1947年前後很重要的兩支武裝力量。
後來在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結束時，13年的時候暑假去了一趟美國，剛好在芝加哥遇到一個八十多歲的成大老學長。一問，原來他是當時負責帶情報、武器去臺中給台共的謝雪紅。我從來沒有想過在我的生命當中會和一個80幾歲的老人家有這樣一個生命的交會，真的是一直到晚近的這個時間才有機會接觸到。我才發現我們雖然沒在同一時代出現，但居然可以在相隔這麼遙遠的年代當中這樣相會。
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受衝擊，當然這是個非常浪漫的故事，當我們在懷想過去，1947年前後台南工學院這些學生做的事情，還是說像雄中自衛隊，當然他們結果更慘、死的人更多，但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完全沒有想過會在生命當中，有朝一日會遇見這樣子的人，和他們生命經驗重疊。這個故事也提醒我一件事，我每次只要在很低潮的時候，回想他們的故事，也會說服自己做的事也和他們當時一樣浪漫。
當時還在太陽花運動期間，過程中不斷的在想那段故事，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有各式各樣的風聲說馬英九可能隨時要鎮壓，或是外面鎮暴警察集結、或是催淚瓦斯什麼有的沒有的。越是在那樣的情境裡面，就越會自己想像是在很艱困的場景，要隨時找可以澆灌的養分，那養分很顯然不會再是馬英九，唯一想到的就是過去的那些故事，甚至當時在議場有一段時間大家也在聊，像是江昺崙、陳為廷等，大家在聊的事情就是：我們那時在比較自己跟1960年代日本全共鬥時期的前輩，我們就把全共鬥的影片再拿出來看一遍，但才發現不對，當時全共鬥他們是拿著大木頭，往前用攻擊的方式去撞警察；然後丟汽油彈去把警察擊退，後來想想還是算了我們還是不要學
當你讀過這些歷史才發現自己不是孤單的，我說的「不是孤單」不是指你身旁有這些夥伴在陪著你做看起來很浪漫又有點蠢又不知道結局會是怎樣的事情，但透過歷史的故事、過去所看這些故事，臺灣歷史上一頁一頁寫下來的這些血淚，你會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孤單。某種程度上我們和他們做的事情，形式當然差很多，但背後的思想想法其實是一致的。
不管我們把時間軸拉到1947年甚至回推更早的1920年代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的歷史等，像是臺灣農民組合等；再來你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一點來看，其實可以發現我們每一代的臺灣人做出來的事都是很相近，追求的目標和價值也是很相近的。這些很相近的東西，即便我們所需要的時代的養分、需要學習的、各自突破的東西都不一樣，但源出的精神和價值是一樣的。每一代每一代所追求的價值很清楚：他需要、也想要自己能夠去主掌自己的未來，這件事反而在臺灣幾十年間、甚至百年的歷史當中，它是不斷持續，而且還沒有達成的目標和理想。是在過去1960年代開始，1947、1960、1980、1990年代，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世代的學生運動，這些年輕人和參與了大時代氛園所有參與在這當中的人們，在追求的價值與想法是相同的。只是每一段時間好像離目標又再進了一點，而這裡面的浪漫的元素也都很相近。
我們投入的運動，如果拉長時間軸來看，是個百年的革命運動，還沒有真正被完成的、達到目標的。一直到我們世代還是。這樣的運動不只是在街頭上、在太陽花五十萬人的這種很風光的場景，也實踐在包含各種大大小小的聚會，包含像今天下午這樣子的聚會，藉由彼此聆聽過往的故事、彼此之間的理解，一起前往下一個階段。每一個世代裡面，甚至在我們這個世代最常做的做法並不是這五十萬人上街頭，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是一個很偶然的情況、少數的特例。絕大多數的運動，不管是我們讀到在1920年代簡吉的農民組合，到處去演講、宣講，就在田的旁邊搭了一個草寮、工寮，開始演講、開會、批評日本政府。他們那個時代的做法是那樣子，而我們這個世代的做法可能就是像這樣一個下午的聚會，不是要產出什麼攻不可破的理論、知識，其實某種程度上只是最簡單的互相理解，聆聽每個人不同的人生經驗，共同思考下個階段要怎麼走。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聚會雖然是以閱讀為名，但坦白講起來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閱讀的東西去告訴大家，特別是在黃國昌旁邊好像沒有什麼書可以拿出來講的。我們今天如果要有一個特別不同的意義的話，我們在今天不只是看起來是很文學性的，或許我們可以跳出框架，思考我們今天參與在這裡也是在臺灣歷史上很重要的契機，這個契機可以讓大家在這個地方去思考臺灣下一個階段、目標想要做的是什麼，同時也知道我們所做的也沒有脫離臺灣的整個大的歷史脈胳，也就是我們追求自己的未來的很重要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