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

范雲〈我看見,野百合與太陽花䦕:我的學、思與社會實踐〉講座記錄_(上)

許悔之:我們今天邀請到社會運動者,同時也是一位學者。可能要上了年紀的人才會知道,一九九○年我開始在報社工作時,我在中時晚報被派去做野百合的研究調查。
可是到了現在,我們看二○一四年三月的時候,我突然發覺很多人又在街頭出現了,這些人當然包括范雲教授。
為什麼說在街頭出現?社會有很多分配的、正義的,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我們需要尋求共識的過程,有時會有很大的衝突,就像這一次的太陽花學運。
其實這一次的運動帶來了很多的學思,尤其是年輕的朋友。

范雲: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想先談今天的這個題目:野百合與太陽花開。剛才許悔之主編也有提到,這兩個運動參與的人都非常的多元,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員,剛好一些因緣際會擔任其中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我會成為一個有運動者認同的學者。剛剛有介紹說我是一個社會學的學者,但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因為我一直有一個運動者的認同。對我來說,回顧這個我看見從野百合到太陽花的學思與實踐過程,也是我從一個大學生轉化成一個有運動認同的學者的過程。
為什麼我會成為學者?我後來想想這個過程中有幾個重要元素:一個是我從大學開始,那份對知識的熱愛與渴望就一直留在我身上,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再來就是對我這一生所做的事情,有沒有能夠改變社會的一些可能性?
另一方面唸社會學,了解勞動、一個人的工作過程對人的影響。對我來講,我選擇的工作能不能有一些自主性,很重要。
此外,對我而言,我做的事情,能不能影響下一個世代,這是我很在乎的。因為這些考慮,所以後來成了一個社會學教授。
故事從我的高中開始說起。
我當時唸沒有離這裡很遠的北一女中。由於我住在淡水,每天的通勤造成我常常在上課時打瞌睡,唯一沒有打瞌睡大概就是自己在後面讀金庸小說的時候。
對我而言是很痛苦的,喜歡的東西是文學,成績只是讓我獲得「好學生」稱號的一個東西。
小時候,大概是七○年代末八○年代初,臺灣一直有黨外運動。我出生在一個外省人的家庭,我小時候問我父親,外面選舉的海報上標榜「無黨無派」是什麼意思?他回答我說,那是不好的意思。因為只有國民黨才是好的,在黨外或其他都是不好的。
後來進了大學,1986年,你可以想像一個高中女生運氣還不錯考上臺大。因為我這個人很好奇,當時在校門口聽了一場當時最大的抗爭,就是「自由之愛」的非法演講活動。然後我感受到了一些東西,似乎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好像在那個氛圍中才能體現。
我剛到臺大的時候是很沮喪的,因為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是有知識內容,或是對國家、公共事務的關心。可是整個大學生社群好像也沒在幹什麼,都在討論舞會、烤肉、聯誼。學長姊似乎很少人在唸社會學,沒有人能告訴我社會學是什麼?社會系當時很多老師也無法讓你產生知識熱情。所以就開始懷疑,這是我要的大學生活嗎?
可是在那個「自由之愛」抗爭中,我看到那些參與者,他們的身上有我嚮往的東西。因為大學新聞社被停社,他們在校門口辦了一個「只要真理存在,我終將回來」,被停社一年之後,還是會回來。所以這個停社事件,不會只是一個小事件,是一波言論自由運動的開始。他們辦了一些演講,然後唱〈美麗島〉。這對於當時的我是很衝擊的,因為他們講的東西都能夠說服我,可是為什麼居然跟「美麗島」綁在一起?他們這麼的有理想,為何居然支持萬惡的臺獨?
之後我就主動去尋找他們。恰巧一個學長告訴我:全臺大沒人在讀書,只有大陸社在讀書。之後我去了那個社團,我的人生開始和社會學的經典,以及政治啟蒙發生了關係。
對我來講,讀馬克思的經典很重要。我們當時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在讀經典,也奠定了我讀經典的興趣。
很多人沒有從人本主義這個角度去理解馬克思,但我覺得他的出發點,也就是最核心的價值震動到我,他關心的是一個人如何活得更像人。這件事情,其實我們臺灣缺乏哲學的教育,我從來沒有這麼去想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問題。
人要怎樣活得像一個人?為什麼工業時代下的勞工活得不像一個人?人要如何像一個人?人要有創造力,才能是一個人。因為人不會只是一個機械人,他其實有一個創造力。所以人是馬克思主義裡的一個基礎,這是深深撼動到我的。
他也講一個東西,對我而言都是社會學思考的啟點。包括他說: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笛卡兒則是說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
但馬克斯會提醒我們,每個人有他的社會存在,如你是老闆、勞工,這些不同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你的意識。人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自由。
所以你要改變人的意識,你就要先改變一個人的社會存在、你所處的生產或社會關係。他這個東西對於我後來的思考,我不會去質問一個人為什麼這樣想?而是去想這個人的社會關係、他的位置,而造就他今天這樣想。
再來,馬克思這句論《費爾巴哈論綱》當中的一句話,現在的青年可能常常聽到: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釋世界。因為他在和別的哲學家討論。問題在於改變這個世界。其實在解釋完這個世界之後,更重要更困難的是在改變它。
我進入大學的時候是大概一九八六年,正好是校園民主運動整個檯面化的開始。如果臺大是全臺灣最好的大學,可是為什麼裡面這麼的貧瘠?社會科學的教育這麼的貧瘠?也許理工科比較好,可是卻缺少了人文與思辨的訓練。大學是被掌控著,學生刊物《大學新聞》想要批判一下學校、國民黨,然後就被停了。
我們就會開始問: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那是一個很根本的,所以我們去談:大學的理念是什麼?我們要怎麼樣的大學?再來就是: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因為你發現從大學談起,又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當你說為什麼校園不能有言論自由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時我們的訓導長說:如果臺大有言論自由,它就亂了!所以這並不只是臺大的問題。當我們爭取要一人一票選學生會長的時候,我也記得訓導長說:如果臺大讓每個學生投票選會長,那臺灣不就可以讓每個人選總統了?這不就亂了!所以這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並不只是校園的問題。
我們也透過讀非常多西方大學的理念,發現自由是大學存在最基本的條件,因為大學的出現就是為了和政府、教會的力量抗衡。大家都知道哥白尼的故事,知識就是會衝擊到既有的權威。所以為什麼要有大學的自主性,就是因為如果他要追求的是「真理」,就必須要有自由。我們發覺在臺灣,政治很重要。
當你講到政治之後,就會到「我們要怎樣的國家」。因為當你如果去問:臺灣為什麼不能有言論的自由、為什麼不能有民主體制的時候,他就會回到中華民國這個不管是移民政府還是戰亂時期的臨時政府,這個就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基本上中華民國應該要Cover到整個國家,整個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你就發覺說,背後好像都是這些的問題。當然理解了這些問題不一定都會與你相關,那還有一個回到比較根本的個人身上。有些人也不是看不到這些深層的荒謬,但他不一定想要參與。我那個時候聽到犬儒的講法有幾種:

1.你現在也沒有能力,應該好好讀書,將來去美國,得到權力的時候再來解決。
2.做這些都是沒有用(因為有二二八,政治的恐怖),所以一切都是枉然。
3.還有一種說法就是說,任何投入校園或政治改革,去做某些事情的人,都是別有居心,別有用途。
這些回應,都是讓你不想要參與的障礙。
可是如果你還會問自己,你想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的時候呢,我想卡繆有些話講得很好,他說:如果你認為一個世界很荒謬,那麼只有反抗,才能真正感受到你的存在,你也才能脫離孤獨。
我想那個時候在全臺灣,雖然我講的只是臺大的故事,非常多的大學裡,有這樣想法的學生,都覺得很孤獨。那面對這樣的一個荒謬,你只有反抗你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人。也只有反抗,你看到跟你一樣站出來的人,你才能脫離這樣一個孤獨的狀態。我想有參加無論是同志運動、或政治運動的,都能感受到這句話的力量。
我剛剛的脈絡是在個人的生命傳記。這是鑲嵌在臺灣一個學生運動的歷史當中,當然,背後有一個更大的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歷史。
從學生運動自身的歷史來看,九○年代的野百合運動可以說是總結了前十年的運動的成果。從動員到幹部,積累了十年的經驗與訓練。並不是說一九八○年前就沒有學生運動,其實日治時代就有學生運動,之前也有保釣以及錢永祥等前輩的抗爭。
從一九八○年算起,是因為之後學運的歷史並沒有斷掉,人和社團是延續的,而且是積累的,並沒有因為鎮壓之後就消失了。
我想從我開始進大學開始,前面是一個學生主權的運動。為什麼說是學生主權運動,臺灣是沒有學生權這個概念的,學生就是好好讀書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你其實從歐洲學生的歷史,你才知道學生其實要有權。今天大學要如何抗拒政府、教會的力量,就是要大學自主。如果沒有大學自主,那麼不管哪個政黨上臺,都會想來影響你,教會也是如此。
那麼大學如何自主,如果裡頭的社群無法自己組織起來的話,就像現在校長自己決定,裡面有一些違反自主規則的設計。那如果大學自主,主體應該是誰?我們就可以想到,學生一定是主體嘛!大學存的目的如果是教育,教育不該只是一個單向的教育,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很重要。那麼學生是一個大學裡人數最多的,又是一個教育的主體,如果他們的意見沒有反應進來,就不會是大學自主。教授也是,再來就是行政人員。我們知道過去所有的大學都是教育部大學,所有的學校都是行政人員主導,教授也無法參與校務。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開始反思一個大學的理念,才會談教授治校、談學生的主權。在這過程中,學生由下而上的意識覺醒過程很重要,他要能夠掌握他的學習,包括參與校園的公共生活。
慢慢地出現了校園議會這個東西,但這個東西學校也不斷地在壓抑,在臺大,後來這個議會變成了學生抗爭的場域。因為出現了公共的政治,也開始有了學生的代表性,有一點像我們想像中的民主。
為什麼要說想像?因為在那個時間點,其實在一九八○年之前,我們沒有真正的民主。民主在我們這個世代以前,是想像中的、是讀來的,我們沒有經歷過民主。從小到大的班會都被老師拿來補英文、數學,所以從來不懂如何討論、什麼是民主。

當校園議會出現後,學生開始懂得通過議會要求一些東西。以臺大為例,要爭取普選。臺大學生議會就通過好幾次決議要求說普選自己的會長。例如,會在人數不足時,通過決議。然後,就開始有了法律爭議,什麼明明就二十多人為什麼能夠通過一個決議就代表議會,類似這樣子的抗爭。慢慢地,這學生主權的風潮其實是擋不住的,許多學校不管是東海、輔大、政大、成大、中央等,都有學生在做類似的事情。

范雲〈我看見,野百合與太陽花䦕:我的學、思與社會實踐〉講座記錄_(中)

這張照片是給各位看當時的議會也有在做一些事,在一九八五年臺大的學生代表聯合會做的礦災報告書,那個時候有海山煤礦,是一個很重大勞工災害事件。學生就覺得,我們其實也可以用議會做這件事情,組了一個調查團,在一九八五年。
這個是黨外雜誌,那個時候沒有媒體要報導學生運動,可是黨外雜誌一直會報導這些,例東海學生罵校長也會被登在這。
這個是當時臺大的重要校園刊物《大學新聞》,他們被學校認為有一篇文章不准刊登,就是我們講的審稿制度。後來這些學生決定用一個「開天窗」的方式,留了大概二十%的灰,每一個拿到的人都拿著太陽光下一直看,想知道是什麼有趣的東西被禁了,結果反而變成了一個有趣的新聞事件。(現場笑聲)後來主編社長等自然被記過了。
你就可以看到,學生一再一再的用各種很有創意的行動。因為一般學生不認為有自由的問題,就像你被關在鳥籠久了,你根本沒有能力飛翔,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只有會飛的人才會撞到鳥籠。
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可以說是政治的自由化,一方面也是解嚴了在一九八七年,一方面也是前面累積了很多的能量。一九八六年我進臺大那一年,大學新聞社他們下鹿港杜邦的調查團回來,被認為是一個政治的理由,學校用一個審稿的理由,所以被停社一整年。後來,整個抗爭捲起了要求校園言論自由,以及大學法改革請願行動。
那段時期,各個學校也有類似的情況,也已經出現了路線的區分。這些差異,認可以看成是不同路線,也可以被理解為場域的差異。有些時候,運動者之間確實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但有時只是所選擇議題的場域差異。
這裡除了場域的差異或爭議外,還有作法的差異。有一些人覺得不管是勞工或是政治,當然大學的議題就是在校園,我們的做法應該是把議題帶到校園裡來,影響學生,然後動員群眾。其實我個人當時也偏向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覺得我們若都直接出去了,校園就沒有人經營了。可是也有一些人更為傾向直接參與校外的運動。當然,後來我反思是,每個學校或每個運動小團體的條件不一樣,有些學校的學生處境艱難,校內也沒有空間。出去反比較能積累運動經驗和能量。
這是一九八八年臺大的五一紀念日,臺大的學生那天大概有一兩百人參與,我們是拿著氣球去遊行,想要一種慶祝與歡樂的氣息。之前在一九八六年的五一時,特別是「李文忠事件」,參與抗爭的臺大學生手拉手還無法將椰林大道拉起來,真的非常孤單。很弔詭的是,沒想到才過兩、三年之後,能夠有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雖然人看起來很多,但這還是一個非法的集會遊行,因為當時學校仍然有「集會遊行法」。學校規定的合法,第一個:不准使用麥克風。那天因為違規使用麥克風,有人就被記了小過,包括現在要參選臺中市長的林佳龍。
在那個年代,被記小過就被褫奪公權,不能參加校園公職的選舉。當時選會長都要成績要好、沒被記過的才有資格。所以這種政治懲戒是有用的。一九八九年,我大三了,我是大陸社的社長,就在那樣的運動能量與仍然帶著威權的校園控制中,我踏上第一線,參選臺大學生會長以及選上。
我被推出來選學生會長,這個過程相當的顛簸。因為那個時候我有非常驚人的record,我那個學期成績平均不到六十分。而當時剛通過一個新修的訓導法規,因為我們不斷在Fight為什麼選會長成績平均要那麼高(八十分),那學校就退到六十分。可是我的成績就不到六十分。那時很有趣,我們社團會開協商大會還假投票,結果最後共識就是支持我代表校園改革力量出來選會長。當時,我問大家該怎麼辦,大家認為不可能重頭了,就妳了,我們就去衝撞這個本質上就不合理的規定吧。因為成績確實是一個很奇怪的限制,今天有一個人不顧他或她自己的成績要為大家服務,為什麼大家不讓他服務呢?退學就退學吧!(現場大笑)
這是當時《中國時報》我們的友善記者林照真的採訪報導。裡面說,到目前為止,校方和學生正在僵局當中。為什麼是僵局,當時我們要蓋個海報還要學校蓋允許章不然是會被撕掉,其他的社團就可以把他蓋上去,因為你沒有合法的章。所以學校說:如果你所有的活動要照辦的話,所有的活動都是非法,場地不給你、教室不給你、海報也不得張貼。所以我們就回學代大會討論,那個時候學代大會多數是有改革理念的,學代大會再次確認決議:學生自治就是要學生自己決定學生的選舉規則,所以就算學校說非法,我們還是要繼續舉辦這個選舉。
那個時候很有趣,一方面大家會好奇、出來看為什麼有人成績那麼差還要出來選會長。另一方面,我的對手,國民黨的候選人一直在攻擊我的成績不好,我覺得這召喚了臺大成績不好的同學的同情票(現場大笑)。其實這個過程也突顯了學生自治的理念,為什麼學校如此顢頇干預學生自己的選舉?為什麼可以未經同意公布我的隱私?公布我的成績只有五十九點幾之類的。
由於學校不借給這個非法選舉場地,我記得當時會長羅文嘉,他要主持開票只好借學生宿舍辦理開票,會得準備發電機(怕被校方中途切電)。那個時候我們學生自己規定的最低合法投票率為二十五%,可是我們的投票率到了三十七%,也以非常大的懸殊贏了對手。
在我當了學生會長後,問題就開始了,因為學校認為這是非法的選舉,他對外說他們不承認這個學生會長。所以一開始的公文,學校都寫「臺大學生會代表范雲」,而不是學生會長范雲。可是媒體都直接寫我是會長,沒在管學校。有趣的是,在三月的學運過後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學校的公文,寫著「臺大學生會會長范雲收」,我當時的感想是,三月學運還回復了我校內的合法地位,學校終於被迫認可了我的身分,呵呵。
對我而言,我當時會出來,不是要當一個一般的會長,是一個運動型的自治組織會長,有一個改革的理念。大學的自治、大學的改造,都是我們這些幹部要做的重要事情。我們也希望大學生能關心臺灣社會重要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我還記得我們上半年就做928大學法的遊行,推動修改大學法,雖然改革後的今天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到了下學期的寒假,我們就想我們應該來做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以各種可能方法讓臺大學生感受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因為臺大學生當時並不重視這件事,我們就做一系列的議題與行動來影響臺大學生。
我覺得歷史有時就是在許多偶然的機會中,看誰做了些準備。三月野百合運動,是一個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運動。但這並不是一個革命,我們是要求國民黨的繼承者:李登輝,自己承認國民黨沒有民意基礎這件事情,然後自己改革。
另一個歷史意義是這個運動,也間接地要求建立臺灣的實體性。過去國民黨不改革的原因就是:我們要反攻大陸。那次就是清楚的說:大陸不存在!這是臺灣內部一個實體的議題。從學生到支持者,我們不再承認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治的改革,就是要面對這是一個臺灣實體。我們當時也避開臺獨字眼的敏感爭辯,但運動所指涉的臺灣實體性是非常清楚的。
從學運自己的歷史來看,過去的學生運動,動員人數不過幾百人,了不起到一千多人。這個運動可以說是,臺灣戰後學運,首次在運動幹部之外,出現了學生群眾運動。五六千個學生在廣場上自己以民主的方式治理了一星期。

當時為什麼選擇野百會做為一個象徵?主要是它代表了本土、青春、自主性、草根、魯凱族最高榮譽的象徵。
臺灣野百合強調本土性,就是實體性的最高點。因為當學生在討論運動要一個象徵時,大家的第一個共識就是,這必須是本土的。我想這和太陽花不太一樣,當前的青年與臺灣社會,不再有這個問題。可是在當年的臺灣社會,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本土是掙扎出來,必須要積極聲張的一個價值,因為要去抗拒教育與統治體制中的一個大中國。
九○年代當然也留下了很多的疑問,包括我剛剛講的遺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臺灣的學生運動有了正當性,因為這運動非常的幸運,它是一個喜劇,而不是悲劇(如六四天安門)。它加速了民主改革的結果,讓學運在臺灣社會有了正當性,也成了後來學生以及公民社會的精神遺產。到了太陽花運動,更確定了這件事。學運或青年運動是臺灣社會很重要的精神資產,並不是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當時的運動,也留下了一些疑問,民主是不是就是民主選舉?我想對於那個時候的我們,民主好像就是一個選舉出來的國會,我們並沒有能力探究更深的問題。
後續的,臺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以及,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當然運動是怎麼發生的,我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像到會有這麼多人,包括太陽花也是。我們也沒想到會成功,當時只覺得反正我們就無本生意,抗議到最後如果沒有結果,那自己離開就是了。
所以這運動到底是怎麼發生?怎麼成功?怎麼有這麼多人?即使在核心的我,也並不真正知道。從個人→團體運動→個人選擇,行動者是如何去撼動這個結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謎題。
最後,這個運動,如何影響我自己?我改變了什麼?我又如何被這場運動改變?這和我的性別與身分,有何關係?

運動結束後,我做了一件事情,對我而言幫助很大。除了很幸運地以榜首考上臺大社會所,洗刷了學運學生成績不好的污名外,呵呵,在同一年,我和鄧丕雲、陳俊昇兩個朋友做了一個八○年代學生運動歷史資料的研究。這個全島的訪談與研究計劃對我影響頗大。
記得當時我們三人靠著非常少的研究助理薪水,全國去做訪談的工作,我們做了大概五十幾個訪談。訪談過程中也遇到很多政治問題,因為組成中,有兩位是臺大學運出身,只有一位是非臺大,是政大的前主席。可是當時,我們覺得如果這些歷史資料不收集的話,以後可能就沒有了。
我們訪談了五十多人,大部分的我都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從行動者變研究者,學習從不同的角度,跳脫我過去的位置,來看一個我親身參與過的運動,了解到每個學校、每個團體不同的處境。

至少我更清楚地看到八○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是怎麼長出來的,野百合學運是怎麼長出來的。我用一個新的方式來看派系與權力是如何運作、標籤化如何影響人的認知與真實,在一個運動發生的過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前衛出版社出的《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鄧丕雲)》;《新生代的自我追尋(范雲◎編)》來看)

范雲〈我看見,野百合與太陽花䦕:我的學、思與社會實踐〉講座記錄_(下)

在經歷過這些研究之後,知識和行動關心的立場對我來講有些不同的想法,從我最早期認為馬克斯的一句話非常重要:重點是去改變。我也去思索了,關懷必先了解,學術優於政治的道理,及其可能侷限。當然,如果你對那個議題不了解,就介入,的確會衍生行動倫理的後續議題。
最後,到底如何改變,改變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它也是一個須要被了解的事情,改變到底要如何可能?我們在野百合學運當中經歷了改變的政治,好像偷看到了一些歷史、權力的運作,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對我們來講,這也是一個知識跟行動關係當中我想要了解的一個新的議題。所以透過八○年代學運史的資料蒐集過程,看到不同的行動、看到不同的養成、看到不同的環境限制,以及嘗試去分析這個匯聚的動態過程,對我來講還滿重要的。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改變如何可能,未來也更能著力在對的關鍵事物上。
後來我在臺大唸了三年的研究所,很確定自己的學習是不夠的,我還想再唸個博士學位。對我來講,可能我也感受到做為一個女生,什麼東西是我能夠真正做為基礎的。當時,也有很多人問我為何不從政,我想對當時的我來說,我的心智並沒有準備好去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耶魯大學六年的學院洗禮對我很重要。我以前對於知識的看法相當的工具,知識就是為了改變社會,不改變社會的知識是沒有價值的。我慢慢地將知識做為一個解放的過程,把原本的想法拆解掉。知識,有其在實踐之外,獨立的價值。
我也體會到:大師無疆界。我們看到的很多的大師,大部分人都穿插著很多的面向,不是純的社會學,歷史、文學、經濟、哲學都很重要。
我同時也發現,我的運動者經驗讓我看到了既有的西方的社會運動的理論看不到的東西,舉例來說,他們比較看不到運動者的角色,也比較無法理解民主轉型國家中社會運動的特殊性。
二○○○年之後我回到臺灣,除了學院工作外,我希望能夠在性別方面做實踐。所以,我參與了婦女運動,這個運動,也改變了我很多。除了看到民間社會超越藍綠的某些進步力量外,這些參與經驗,讓我的個人生命得到了力量。比起過去,我更能看穿整個父權體制與文化對女人的束縛與限制。這些力量,都在每日的生活與行動中。
在太陽花之前,其實已經有很多和我同一個世代的朋友們,在大學裡面,從事影響下一代的工作。也有很多同一個世代的朋友,他們並沒有從政,在社運的場合。
再來講到太陽花,可能在座的各位比較熟悉這個運動。在許多偶然中,我有幾個身分:
1.教授(我本來就認識不少運動學生)
2.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婦女新知基金會是全力投入參與太陽花運動的NGO之一)
3.一個公民
4.民主平台,野草莓之後成立的一個教授組織
5.一個運動者,以及社運的研究者
為什麼說野草莓很重要,我覺得野草莓和太陽花的相關性,它是二○○○之後第一個因中國因素以及捍衛民主而起的運動。當然之前有各種不同的學生運動(例如樂生),但,是因為野草莓,我們這群新一代的教授開始集結起來,我們發覺我們要公共參與,自己要先組織起來。所以民主平台是在野草莓之後開始集結的,也是反服貿運動背後的重要發起團體。
在太陽花運動中,我之前的運動軌跡也會影響我的位置和參與。我做了幾件事情:第一個就街頭的民主教室,當然這是和我的學者位置有關的。那個時候我們擔心外面的群眾有點撐不下去了,因為隔天就星期一,人好像漸漸變少了。就在討論後,決定以柔性罷課方式──就是「街頭民主教室」,來集結大學老師的參與貢獻。
這張照片是我在行政院外面拍的,學生當時舉手向警察表示他們是非暴力的。
後來發展出D-Street,就是公民審服貿的部分,主要是集結了臺灣學界以及社區大學這幾年推對審議民主的熱情與經驗。我們進行了十一天的街頭審議民主,主題包括電信產業、國安、媒體與服貿的關係。這是其中的一個白板,就是那一天的大綱,包括專家簡報、公民的討論、最後的初步的結論,現場大概就是這樣的操作。
這是給各位看一個街頭的小圈圈,很多的時候一小圈的人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數,我們事先徵求與訓練主持人在街頭邀請與帶領大家小組討論。我們相信,這個討論過程,就是民主深化的具體實踐。


後太陽花當然有很多的知識挑戰,包括:中國崛起、新自由主義。服貿背後其實延續著很久的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只是面臨到中國的時候是以中國為主的呈現。
對我而言,差異政治與民主的關係,以及,改變的政治到底是什麼,都是非常經典的社會科學問題。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現場創作,「捍衛民主」,我們都同意,但到底要捍衛怎樣的民主?明明這一個民主有問題了,有人說要修憲(制度有問題)。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要犧牲什麼樣的價值。

對我個人來講,其實我一直在這樣的一件事情。從學生時期的野百合學運,到婦女、性別運動,以及今天的太陽花。我在自己的社會中從事社會實踐,也從事研究的工作。其實我的實踐和研究即使在時間上有衝突,但,也一直是相互滋養,以及相互質問。

當然,我也必須承認,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除了學術的內在邏輯,與實踐的內在邏輯相當不同外,當前的學院內外有一個很清楚的圍牆,對一個有運動者認同的學者,如何可以既融入又隔離,一直都是挑戰。畢竟,我們已經不是活在馬克思或沙特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