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日

范雲〈我看見,野百合與太陽花䦕:我的學、思與社會實踐〉講座記錄_(下)

在經歷過這些研究之後,知識和行動關心的立場對我來講有些不同的想法,從我最早期認為馬克斯的一句話非常重要:重點是去改變。我也去思索了,關懷必先了解,學術優於政治的道理,及其可能侷限。當然,如果你對那個議題不了解,就介入,的確會衍生行動倫理的後續議題。
最後,到底如何改變,改變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它也是一個須要被了解的事情,改變到底要如何可能?我們在野百合學運當中經歷了改變的政治,好像偷看到了一些歷史、權力的運作,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對我們來講,這也是一個知識跟行動關係當中我想要了解的一個新的議題。所以透過八○年代學運史的資料蒐集過程,看到不同的行動、看到不同的養成、看到不同的環境限制,以及嘗試去分析這個匯聚的動態過程,對我來講還滿重要的。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改變如何可能,未來也更能著力在對的關鍵事物上。
後來我在臺大唸了三年的研究所,很確定自己的學習是不夠的,我還想再唸個博士學位。對我來講,可能我也感受到做為一個女生,什麼東西是我能夠真正做為基礎的。當時,也有很多人問我為何不從政,我想對當時的我來說,我的心智並沒有準備好去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耶魯大學六年的學院洗禮對我很重要。我以前對於知識的看法相當的工具,知識就是為了改變社會,不改變社會的知識是沒有價值的。我慢慢地將知識做為一個解放的過程,把原本的想法拆解掉。知識,有其在實踐之外,獨立的價值。
我也體會到:大師無疆界。我們看到的很多的大師,大部分人都穿插著很多的面向,不是純的社會學,歷史、文學、經濟、哲學都很重要。
我同時也發現,我的運動者經驗讓我看到了既有的西方的社會運動的理論看不到的東西,舉例來說,他們比較看不到運動者的角色,也比較無法理解民主轉型國家中社會運動的特殊性。
二○○○年之後我回到臺灣,除了學院工作外,我希望能夠在性別方面做實踐。所以,我參與了婦女運動,這個運動,也改變了我很多。除了看到民間社會超越藍綠的某些進步力量外,這些參與經驗,讓我的個人生命得到了力量。比起過去,我更能看穿整個父權體制與文化對女人的束縛與限制。這些力量,都在每日的生活與行動中。
在太陽花之前,其實已經有很多和我同一個世代的朋友們,在大學裡面,從事影響下一代的工作。也有很多同一個世代的朋友,他們並沒有從政,在社運的場合。
再來講到太陽花,可能在座的各位比較熟悉這個運動。在許多偶然中,我有幾個身分:
1.教授(我本來就認識不少運動學生)
2.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婦女新知基金會是全力投入參與太陽花運動的NGO之一)
3.一個公民
4.民主平台,野草莓之後成立的一個教授組織
5.一個運動者,以及社運的研究者
為什麼說野草莓很重要,我覺得野草莓和太陽花的相關性,它是二○○○之後第一個因中國因素以及捍衛民主而起的運動。當然之前有各種不同的學生運動(例如樂生),但,是因為野草莓,我們這群新一代的教授開始集結起來,我們發覺我們要公共參與,自己要先組織起來。所以民主平台是在野草莓之後開始集結的,也是反服貿運動背後的重要發起團體。
在太陽花運動中,我之前的運動軌跡也會影響我的位置和參與。我做了幾件事情:第一個就街頭的民主教室,當然這是和我的學者位置有關的。那個時候我們擔心外面的群眾有點撐不下去了,因為隔天就星期一,人好像漸漸變少了。就在討論後,決定以柔性罷課方式──就是「街頭民主教室」,來集結大學老師的參與貢獻。
這張照片是我在行政院外面拍的,學生當時舉手向警察表示他們是非暴力的。
後來發展出D-Street,就是公民審服貿的部分,主要是集結了臺灣學界以及社區大學這幾年推對審議民主的熱情與經驗。我們進行了十一天的街頭審議民主,主題包括電信產業、國安、媒體與服貿的關係。這是其中的一個白板,就是那一天的大綱,包括專家簡報、公民的討論、最後的初步的結論,現場大概就是這樣的操作。
這是給各位看一個街頭的小圈圈,很多的時候一小圈的人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數,我們事先徵求與訓練主持人在街頭邀請與帶領大家小組討論。我們相信,這個討論過程,就是民主深化的具體實踐。


後太陽花當然有很多的知識挑戰,包括:中國崛起、新自由主義。服貿背後其實延續著很久的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只是面臨到中國的時候是以中國為主的呈現。
對我而言,差異政治與民主的關係,以及,改變的政治到底是什麼,都是非常經典的社會科學問題。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現場創作,「捍衛民主」,我們都同意,但到底要捍衛怎樣的民主?明明這一個民主有問題了,有人說要修憲(制度有問題)。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要犧牲什麼樣的價值。

對我個人來講,其實我一直在這樣的一件事情。從學生時期的野百合學運,到婦女、性別運動,以及今天的太陽花。我在自己的社會中從事社會實踐,也從事研究的工作。其實我的實踐和研究即使在時間上有衝突,但,也一直是相互滋養,以及相互質問。

當然,我也必須承認,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除了學術的內在邏輯,與實踐的內在邏輯相當不同外,當前的學院內外有一個很清楚的圍牆,對一個有運動者認同的學者,如何可以既融入又隔離,一直都是挑戰。畢竟,我們已經不是活在馬克思或沙特的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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