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份是對於本能的喜愛，那個喜愛是我喜歡這個作家的作品，我會想：這個作家能夠出什麼樣的書？書應該叫什麼？長期以來，我看宇文正的散文，今天正好看到她在寫家庭代工，一個5年級生的共同回憶時，她寫到她媽媽過世的時候，深深的引動了我。
那應該是一個很傷痛的事情，比方說我寫過關於我父親的一篇文章：《我一個人記住就好》。這是一個人別人讀起來會有壓力、不快樂的文章，可是她想念、追憶母親的方式，會覺得她還會有笑中帶淚。我覺得這是在臺灣的散文當中是很少見的，很可貴的直述。
通常我們在談生命中類似的經驗，都會怕太靠近，太靠近，讀者容易覺得暈眩、灼熱、有壓力。文學是一個藝術，它必須要有一個距離去喚起你的感覺，同時喚起同感的感動。
在這本書《那些人住在我心中》，有一篇讓我很觸動，這篇是在寫聯合報的創辦人：王惕吾先生，以前照料六四天安門民運人士：蘇曉康。後來他到臺灣來，希望能夠祭拜王惕吾的墳墓。
其實文正在這篇當中交織著寫著她過去的一個往事，這是臺灣很少數一個對於身體、疾病的書寫。她在十幾年前曾經被檢查出來乳癌，我們看到一位女性在談自己的身體及她與小孩、丈夫之間的應對。
我想問妳：妳是如何去找到一個距離，譬如妳在看醫生之前，怎麼在鏡子前看自己？想到兩個哥哥也許會消遣妳，這些緊張，會讓妳擔心害怕的事，妳是如何找到那一個距離去完成這一個作品？
宇文正：其實這一個題材放在我心裡頭很久，它並不是很容易就寫出來，所以我是是手術過後很久才寫這一個題目。有一些題材是很立即性的，例如說：你去旅行，有了一些觸動；或者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像家庭代工，可能我和一些5、6年級的同事吃飯、聊天，這是我們一個小時候共同的回憶，也許久遠，但我可以隔天就很快的寫出來。
有些東西雖然立即發生，但我卻沒法立即寫出來，就像悔之剛才說的：文學還是須要有距離。我並不希望寫一個人讓別人和我一樣很痛苦的文章。
像我經歷過母親的過世、父親的過世，我並不會在當下寫一些追悼的文字，我都須要經過一些時間的消化。我同時是一位副刊的主編，我也會經常收到一些哀悼的文章，那種文章其實可以被採用的機率是很低的。
像悔之剛剛說的以前寫的《我一個人記住就好》，非常難寫，不是人人能寫。因為你很有可能過於靠近而太悲傷了，寫的對象對你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對讀者是沒意義的。當然人是會有同理心的，可是就沒辦法產生一個文學上的共振。
我當時寫的那篇《讓青春嬉戲在墓門之外》，是改自普希金的詩句《讓青春嬉戲在我墓門之外》。其實當時是沒有那麼嚴重，是零期的癌症。或許我的個性比較豁達，並沒有那種過度的一個情緒性的反應。可是對於一個女生來說，我的身體受到了破壞。當時我的孩子正要上小學一年級，會怕的是他這麼依賴我，我怎麼可以中途拋棄他呢？另外一個是說：我要動一個手術，我在浴室脫光衣服看著鏡子前的自己，想到自己會留下傷疤，我面對我的先生，不再完美。
寫作很好玩的事情是說，你也許琢磨了很久不知該如何去出手。當你不曉得的時候，就放著吧，他如果是你的作品，他很自然的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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