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是給各位看當時的議會也有在做一些事，在一九八五年臺大的學生代表聯合會做的礦災報告書，那個時候有海山煤礦，是一個很重大勞工災害事件。學生就覺得，我們其實也可以用議會做這件事情，組了一個調查團，在一九八五年。
這個是黨外雜誌，那個時候沒有媒體要報導學生運動，可是黨外雜誌一直會報導這些，例東海學生罵校長也會被登在這。
這個是當時臺大的重要校園刊物《大學新聞》，他們被學校認為有一篇文章不准刊登，就是我們講的審稿制度。後來這些學生決定用一個「開天窗」的方式，留了大概二十%的灰，每一個拿到的人都拿著太陽光下一直看，想知道是什麼有趣的東西被禁了，結果反而變成了一個有趣的新聞事件。（現場笑聲）後來主編社長等自然被記過了。
你就可以看到，學生一再一再的用各種很有創意的行動。因為一般學生不認為有自由的問題，就像你被關在鳥籠久了，你根本沒有能力飛翔，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只有會飛的人才會撞到鳥籠。
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可以說是政治的自由化，一方面也是解嚴了在一九八七年，一方面也是前面累積了很多的能量。一九八六年我進臺大那一年，大學新聞社他們下鹿港杜邦的調查團回來，被認為是一個政治的理由，學校用一個審稿的理由，所以被停社一整年。後來，整個抗爭捲起了要求校園言論自由，以及大學法改革請願行動。
那段時期，各個學校也有類似的情況，也已經出現了路線的區分。這些差異，認可以看成是不同路線，也可以被理解為場域的差異。有些時候，運動者之間確實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但有時只是所選擇議題的場域差異。
這裡除了場域的差異或爭議外，還有作法的差異。有一些人覺得不管是勞工或是政治，當然大學的議題就是在校園，我們的做法應該是把議題帶到校園裡來，影響學生，然後動員群眾。其實我個人當時也偏向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覺得我們若都直接出去了，校園就沒有人經營了。可是也有一些人更為傾向直接參與校外的運動。當然，後來我反思是，每個學校或每個運動小團體的條件不一樣，有些學校的學生處境艱難，校內也沒有空間。出去反比較能積累運動經驗和能量。
這是一九八八年臺大的五一紀念日，臺大的學生那天大概有一兩百人參與，我們是拿著氣球去遊行，想要一種慶祝與歡樂的氣息。之前在一九八六年的五一時，特別是「李文忠事件」，參與抗爭的臺大學生手拉手還無法將椰林大道拉起來，真的非常孤單。很弔詭的是，沒想到才過兩、三年之後，能夠有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雖然人看起來很多，但這還是一個非法的集會遊行，因為當時學校仍然有「集會遊行法」。學校規定的合法，第一個：不准使用麥克風。那天因為違規使用麥克風，有人就被記了小過，包括現在要參選臺中市長的林佳龍。
在那個年代，被記小過就被褫奪公權，不能參加校園公職的選舉。當時選會長都要成績要好、沒被記過的才有資格。所以這種政治懲戒是有用的。一九八九年，我大三了，我是大陸社的社長，就在那樣的運動能量與仍然帶著威權的校園控制中，我踏上第一線，參選臺大學生會長以及選上。
我被推出來選學生會長，這個過程相當的顛簸。因為那個時候我有非常驚人的record，我那個學期成績平均不到六十分。而當時剛通過一個新修的訓導法規，因為我們不斷在Fight為什麼選會長成績平均要那麼高（八十分），那學校就退到六十分。可是我的成績就不到六十分。那時很有趣，我們社團會開協商大會還假投票，結果最後共識就是支持我代表校園改革力量出來選會長。當時，我問大家該怎麼辦，大家認為不可能重頭了，就妳了，我們就去衝撞這個本質上就不合理的規定吧。因為成績確實是一個很奇怪的限制，今天有一個人不顧他或她自己的成績要為大家服務，為什麼大家不讓他服務呢？退學就退學吧！（現場大笑）
這是當時《中國時報》我們的友善記者林照真的採訪報導。裡面說，到目前為止，校方和學生正在僵局當中。為什麼是僵局，當時我們要蓋個海報還要學校蓋允許章不然是會被撕掉，其他的社團就可以把他蓋上去，因為你沒有合法的章。所以學校說：如果你所有的活動要照辦的話，所有的活動都是非法，場地不給你、教室不給你、海報也不得張貼。所以我們就回學代大會討論，那個時候學代大會多數是有改革理念的，學代大會再次確認決議：學生自治就是要學生自己決定學生的選舉規則，所以就算學校說非法，我們還是要繼續舉辦這個選舉。
那個時候很有趣，一方面大家會好奇、出來看為什麼有人成績那麼差還要出來選會長。另一方面，我的對手，國民黨的候選人一直在攻擊我的成績不好，我覺得這召喚了臺大成績不好的同學的同情票（現場大笑）。其實這個過程也突顯了學生自治的理念，為什麼學校如此顢頇干預學生自己的選舉？為什麼可以未經同意公布我的隱私？公布我的成績只有五十九點幾之類的。
由於學校不借給這個非法選舉場地，我記得當時會長羅文嘉，他要主持開票只好借學生宿舍辦理開票，會得準備發電機（怕被校方中途切電）。那個時候我們學生自己規定的最低合法投票率為二十五%，可是我們的投票率到了三十七%，也以非常大的懸殊贏了對手。
在我當了學生會長後，問題就開始了，因為學校認為這是非法的選舉，他對外說他們不承認這個學生會長。所以一開始的公文，學校都寫「臺大學生會代表范雲」，而不是學生會長范雲。可是媒體都直接寫我是會長，沒在管學校。有趣的是，在三月的學運過後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學校的公文，寫著「臺大學生會會長范雲收」，我當時的感想是，三月學運還回復了我校內的合法地位，學校終於被迫認可了我的身分，呵呵。
對我而言，我當時會出來，不是要當一個一般的會長，是一個運動型的自治組織會長，有一個改革的理念。大學的自治、大學的改造，都是我們這些幹部要做的重要事情。我們也希望大學生能關心臺灣社會重要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我還記得我們上半年就做928大學法的遊行，推動修改大學法，雖然改革後的今天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到了下學期的寒假，我們就想我們應該來做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以各種可能方法讓臺大學生感受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因為臺大學生當時並不重視這件事，我們就做一系列的議題與行動來影響臺大學生。
我覺得歷史有時就是在許多偶然的機會中，看誰做了些準備。三月野百合運動，是一個以學生為代表的全民運動。但這並不是一個革命，我們是要求國民黨的繼承者：李登輝，自己承認國民黨沒有民意基礎這件事情，然後自己改革。
另一個歷史意義是這個運動，也間接地要求建立臺灣的實體性。過去國民黨不改革的原因就是：我們要反攻大陸。那次就是清楚的說：大陸不存在！這是臺灣內部一個實體的議題。從學生到支持者，我們不再承認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治的改革，就是要面對這是一個臺灣實體。我們當時也避開臺獨字眼的敏感爭辯，但運動所指涉的臺灣實體性是非常清楚的。
從學運自己的歷史來看，過去的學生運動，動員人數不過幾百人，了不起到一千多人。這個運動可以說是，臺灣戰後學運，首次在運動幹部之外，出現了學生群眾運動。五六千個學生在廣場上自己以民主的方式治理了一星期。
當時為什麼選擇野百會做為一個象徵？主要是它代表了本土、青春、自主性、草根、魯凱族最高榮譽的象徵。
臺灣野百合強調本土性，就是實體性的最高點。因為當學生在討論運動要一個象徵時，大家的第一個共識就是，這必須是本土的。我想這和太陽花不太一樣，當前的青年與臺灣社會，不再有這個問題。可是在當年的臺灣社會，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本土是掙扎出來，必須要積極聲張的一個價值，因為要去抗拒教育與統治體制中的一個大中國。
九○年代當然也留下了很多的疑問，包括我剛剛講的遺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臺灣的學生運動有了正當性，因為這運動非常的幸運，它是一個喜劇，而不是悲劇（如六四天安門）。它加速了民主改革的結果，讓學運在臺灣社會有了正當性，也成了後來學生以及公民社會的精神遺產。到了太陽花運動，更確定了這件事。學運或青年運動是臺灣社會很重要的精神資產，並不是每個社會都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當時的運動，也留下了一些疑問，民主是不是就是民主選舉？我想對於那個時候的我們，民主好像就是一個選舉出來的國會，我們並沒有能力探究更深的問題。
後續的，臺灣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以及，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當然運動是怎麼發生的，我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像到會有這麼多人，包括太陽花也是。我們也沒想到會成功，當時只覺得反正我們就無本生意，抗議到最後如果沒有結果，那自己離開就是了。
所以這運動到底是怎麼發生？怎麼成功？怎麼有這麼多人？即使在核心的我，也並不真正知道。從個人→團體運動→個人選擇，行動者是如何去撼動這個結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謎題。
最後，這個運動，如何影響我自己？我改變了什麼？我又如何被這場運動改變？這和我的性別與身分，有何關係？
運動結束後，我做了一件事情，對我而言幫助很大。除了很幸運地以榜首考上臺大社會所，洗刷了學運學生成績不好的污名外，呵呵，在同一年，我和鄧丕雲、陳俊昇兩個朋友做了一個八○年代學生運動歷史資料的研究。這個全島的訪談與研究計劃對我影響頗大。
記得當時我們三人靠著非常少的研究助理薪水，全國去做訪談的工作，我們做了大概五十幾個訪談。訪談過程中也遇到很多政治問題，因為組成中，有兩位是臺大學運出身，只有一位是非臺大，是政大的前主席。可是當時，我們覺得如果這些歷史資料不收集的話，以後可能就沒有了。
我們訪談了五十多人，大部分的我都參加了。這是我第一次從行動者變研究者，學習從不同的角度，跳脫我過去的位置，來看一個我親身參與過的運動，了解到每個學校、每個團體不同的處境。
至少我更清楚地看到八○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是怎麼長出來的，野百合學運是怎麼長出來的。我用一個新的方式來看派系與權力是如何運作、標籤化如何影響人的認知與真實，在一個運動發生的過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前衛出版社出的《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鄧丕雲）》；《新生代的自我追尋（范雲◎編）》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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