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閃一閃亮晶晶》一開始是三位非常喜歡《星際大戰》的小朋友，動畫就是利用他們的作品後製而成的。
明澐的媽媽在台上演講，與一旁的明澐對話內容：
明澐的媽媽：「他是日間醫院後轉念特教班，然後特教班完是要轉去普通班，結果在普通班時，有次排隊後面的女生跟他說：『排好。』他馬上回頭：『叭（巴掌聲），妳說我排好的意思是我排不好。』」
明澐：「媽，不要講這個啦！」
明澐的媽媽：「我已經換一個了耶！這個也不行。」
明澐：「妳再換一個！」
明澐的媽媽：「然後去玩具反斗城，有人推兩歲多的學步車走過來，他過去：『叭，不要碰我的推車。』有位孕婦就看他在玩電視的互動，她問：『弟弟我可不可以玩？』他也是：『叭』」
明澐：「這個是剛剛的。」
明澐的媽媽：「我再換一個，我再換一個。」
明澐：「立刻換。」
明澐的媽媽：「好，立刻換。然後直到有一次告訴我自己這樣下去不行，即使是在開車，我馬上停到路邊叫他罰跪。這樣的處罰後，上學老師不用講話，只要看他一眼，他就立刻自己跪下。有一次在車上他不知在生氣什麼，他說：『冷氣全部吹我，這樣我才能心平氣和。』」
明澐：「媽」
明澐的媽媽：「要結束了。」
明澐：「應該要結束了吧！」
明澐的媽媽：「就是你要幫助他情緒獲得平復。」
志澄的媽媽：「記得她第一次帶明澐到我們家的時候，到門口他就不肯進來，因為還小，就哇哇哇的叫。那一次看到明澐，就一直在想，我的好朋友這一路是怎麼走過來的？有一次她聽我在講小澄的事，不管講到那一點，她告訴我：『這就是亞斯柏格啊！』」
明澐的媽媽：「她會描述小澄的情行，他特別的地方，我一聽了就覺得很像亞斯柏格的特性。」
明澐的媽媽：「我在『星兒的天空』裡有分享，通常這些自閉兒的媽媽會很亂，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們就會在網路上搜尋。」
明澐、志澄和宇謙的媽媽是好朋友，她們分別住台北、高雄、花蓮，就像是一個互助家庭，假日她們就帶著孩子互相交朋友，學習社交行為。大家看了可能會覺得好笑，甚至有些荒謬，可是影片中小孩們的狀態，是他們從四五歲到國小三年級才有這樣的成績，不過，你們看了可能覺得還是有點怪。明澐後來念舞蹈班，今年也即將上國中，也是舞蹈班。往後我們再看一段李柏毅，這是他約二十歲時，媽媽帶他到巴黎，因為他一直很想去羅浮宮和奧賽美術館。柏毅是很典型的自閉症，溝通的方式都是片斷的，我們「一般人」建構的社會他是很難參與的，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足夠的善意，他很容易受到排斥。不過，柏毅是出生在美國，這是他最大的幸福，因為美國的教育有為這些孩子開扇門。他七歲就被鑑定為有繪畫天份的孩子，於是他到加州大學上繪畫課程。他當然不是去大學拿文憑，也拿不到文憑，可是這對他日後繪畫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在這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也有我們無法理解的一部份，就像他會突然聊起他家的狗，對畫的人物打叉，說：「叔叔、伯伯你們可以走了。」在羅浮宮看了那麼多畫之後，他舉起手就開始唱起聖歌，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和我們一樣他的心裡也有個不為人知的黑暗角落，我們很難碰觸到，但上帝在他的心裡產生很大的力量。這也是因為他媽媽的引導，讓他相信了上帝，反而得到了安頓。他也是個非常容易躁動的小孩，他很擅長游泳，藉由運動發洩他過動的情緒，他曾經得過特殊奧運游泳自由式和碟式的銀牌。前面有段沒播放，柏毅小時候是患有皮膚接觸到水會像針刺的疾病，是媽媽經常抱著他到溫水游泳池，慢慢地從不怕水到很會游泳。在他身上我看到，美國的教育體制有為這樣的小孩打開一扇窗，讓他的天份有機會發揮，也讓他的創作被看到，他也曾到巴黎和荷蘭開畫展。我們會稱他是位畫家，不會特別冠上自閉症的畫家。他們需要的不是偏見和憐憫，而是平等的相處，這也是我拍完這部片最大收穫。這也讓我清楚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應該被平等的看待，我們常說關懷弱勢，幫助偏遠孩童，其實這些都是在幫助自己；試想如果都市或偏遠的孩子教育環境得到改善，如果社會有比較大的包容力接納自閉症的孩子，是不是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好？社會變好，是不是大家也會發展得比較好？所以我會覺得這並不是幫助弱勢。而是在幫助我們自己。我們善意的接納，以他們生命特質所展現出來的美麗，不也豐富了這社會和這世界的美麗，難道只有我們「一般人」所展現的美麗，才叫美麗嗎？這部紀錄片讓我強烈地感受到，這個世界人存在著差異性，生命存在著差異性，而不是正常與不正常，也不是對或錯。還有一點我必需說明的，很多人可能誤會是不是自閉症都有特殊的天份？並不是這樣的。亞斯柏格症也是有智商高低，能力的不同，他們只是不擅與人互動，人際關係有障礙。這些孩子需要我們有更多的善意，像柏毅他用繪畫溝通，有些孩子是透過音樂，他們只是不會用我們溝通的方式來溝通。他們表達方式很直接，一樣有個性、人格特質和智商的高低，少數的亞斯柏格症的小孩也可能伴隨著智能障礙或情緒障礙。我認識有個孩子，他很喜歡聽洗衣機的聲音，老師和父母都想矯正他，因為我們看到的是缺點，後來他在五星飯店的洗衣部工作，光聽聲音就可以判斷洗衣狀況。另外有個孩子非常喜歡搭高鐵，因自閉症領有殘障手冊搭高鐵可以免費，他就經常坐著高鐵來來去去，所以他知道對乘客來說高鐵哪裡設計得不好，高鐵也非常願意聽取他的建議。希望我們能多去看他們的特點，不要將特點當缺點，也許他們人生的可能就在那個特點上。
會和大家分享這些，除了工作的接觸之外，也是因為人到了某個年紀火氣變小了，會想要用自己的專業去關照一些人事物，可以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剩餘價值就是這個社會還需要什麼就盡力去做。現在反而比較重視生活中人與人交流的累積，再轉換成創作的能量。我目前正在後製的電影是講吳寶春的故事，片名俗又有力，就叫《世界第一麥方（ㄆㄤˋ）》。會拍吳寶春也是一個巧合，因為之前天下《30》雜誌想以座談的方式訪談我，對談的人選比較容易想到的是合作過的演員，這樣就不好玩，於是心想找世界冠軍麵包師傅來對談，不知會如何？因為我也做過十三年的麵包。附帶一提的是，以前人家問我是做什麼的？回答做麵包，反應通常是：「喔，做麥方（ㄆㄤˋ）ㄟ哦。」做麵包總被認為是項技術門檻很低的工作，不說以前，現在也還是有這樣的職業歧視。儘管是這樣，雖然我想找世界冠軍麵包師傅吳寶春來對談，但我心裡也是想，跟做麵包的我可以和他對談什麼？果然有機會碰面坐下來對談，沒想到聊開了，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樣。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談工作、生活、比賽、人生和他的媽媽，才發現他一路堅持走過，能拿到世界冠軍是有他的道理。兩人慚慚地比較熟，到台北他會來找我，因為以前也做過麵包年紀又比他大，所以他很客氣地稱呼我「師ㄟ」。後來他問我：「師ㄟ，我的故事可以拍成電影嗎？」我：「可以，為什麼想拍成電影？」他說：「想為媽媽留個名。」因為他很感念媽媽給他的教養，也就是非常台灣媽媽式的教養。他講過最令我感動的是，小時候很調皮好動，常和同學打架哭著回家，媽媽並不太搭理，有次哭得太厲害了，媽媽才問他為什麼哭，結果媽媽回他：「被打回來還哭，那是在浪費時間。就算人家吐口水在臉上，擦掉就好，我們還有自己的事要做，哪有時間在那裡跟人家生氣和委曲的。」我要不是這個年紀，如果是二三十歲聽到，我會覺得這媽媽怎麼那麼不重視自己的尊嚴，被人吐口水當然要打回去，怎麼可擦掉去忙自己的事情，但到了這個年紀我聽懂了，這媽媽很了不起。吳寶春有段時間很氣餒，想放棄做麵包，媽媽跟他講：「我沒讀過書，我是文盲的牛，我只知道一個道理『一條路直直的走，憨憨的走，走久了，走通了，就有你的路。』」這句話要我年紀輕，應該也聽不下去，無法理解。拍這部電影還有一個收穫，某天剪接時，我不禁感動掉下眼淚，剪接師問我怎麼回事，我說講出來你們會笑，因為太簡單了，國小課本就教了，「失敗為成功之母」。以前我根本就不相信，覺得那是教條；可是我在吳寶春身上看到了，他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失敗了重來，動手去做，不懂就問，憨直不怕人笑的個性，完全沒有那種了不起的尊嚴挺在那裡，累積了一堆失敗之後成功，非常典型的「失敗為成功之母」。就這麼簡單，可是我從沒信過。當初讀編導班時，還真以為自己是天才，第一部電影全世界就要為我喝采，從不覺得我要經歷失敗才能成功，可是累積了一些作品之後，自己看看也覺得還好，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天才。我自己是這樣過來的，看到吳寶春反而讓我覺得，他是在成長過程就養成了面對失敗的勇氣。現在在學校教書，會遇到一些年輕學生報告寫得非常好，討論也非常有想法，可是要他們寫劇本或拍，就有各種理由推托，可能他們也認會自己是天才，怕出手就砸了；可是不做怎麼會有基礎，只有動手做才能看到自己的缺點，才有辦法改進；難道要一輩子都自認為是天才，然後就結束了。所以我會告訴學生，就是要動手作，寫故事大綱，寫劇本，我才知道你要表達的是什麼，也才有辦法教。因為我也不是理論派的，要我教理論不用一學期就可以講完，講太多我也會詞窮。就是要做中學，這也是我拍這部電影最大的體會，和前面拍的紀錄片的共通點就是，鄉下或偏遠地區的孩子，怎麼走出一條路來；也是給有相同情況的孩子一點激勵，只要他們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有興趣的事，終究可以走出一條路來。
Ｑ＆Ａ：
老師您如何從台東偏遠鄉下的小孩、麵包師傅、經營果園到得將無數的導演？
我想小時候我們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夢想，但後來因為升學或生活給磨掉了。這要談到我父親，他在日據時代是念到中學，很喜歡看書；所以我們家和一般農家不太一樣，家裡有很多書。而且我們是住山上，要走四公里半到五公里才能找到一個同學玩，常自己在家，沒事就會拿我爸的書來看。在童年有本書對我很重要，也是我父親常跟我祖父吵架時會講的話。因為我祖父是位很像藝術家的農人，舉例來說梯田的石頭只要堆得夠堅固就好了，但是我祖父很講究，不僅要堅固而且石頭堆起來要有美感。跟著他一起工作的父親，就會覺得很煩很囉唆了，因此常會為此吵架。其中還參雜著，我爸小時候愛念書也很會念，可是我祖父不讓他繼續升學的複雜情結在裡頭。因為這樣吵架時，他會朝諷我祖父，說他要寫一本小說叫做「老人和土地」。我當然知道是家裡那本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所以就很認真地去看，不過，小孩子看書的習慣就是只看對白，形容或描繪的地方就會跳過，看得似懂非懂，當然不知道最後結局為什麼老人拖魚骨頭回來，所以就會不斷地再回頭看，想去了解，這本書我大概是從小學三年級看到六年級，也好像有看懂了，後來隨著年齡增長，看得又不是那麼回事，這也因此養成閱讀的習慣。因為生活的壓力，我父親不太管我看什麼書，如果要寫心得，我大概就不看了。我是直到國中對未來才有比較清楚的想像，期待自己長大能當一位文學家；導演當然不在想像裡，電影看過，但不知道導演是幹什麼的。國中畢業，我父親叫我去念高工才要工作機會，可是我覺得應該是念高中再念大學，才能當文學家。他不讓我考高中，我也沒去考高職，後來我偷了他五佰元，自己搭車到台北來。那時流浪了一個多月，口袋的錢愈來愈少，看到麵包店門口貼徵學徒的紅紙，像流浪漢的我就走進去應徵，老闆還真的收留我。人生就是這樣，當麵包師從來不是我的想像，但山窮水盡時，也管不了那麼多。就也這樣，年輕時在迪化街混跟人打架，離夢想愈來愈遠；不過，即使學做麵包，我也是會去買書來看，隱隱約約覺得自己還是跟他們有些不一樣。譬如説逛夜市聽到旋律還不錯的西洋歌，像是老鷹合唱團，我是不懂歌詞在唱什麼，旋律喜歡就買了卡帶。那時我們做麵包都是聽紅龜和廖添丁嘛！當我勇敢的去關掉電台，放進老鷹合唱團的卡帶，不用五秒，師父就會飆髒話：「假會（ㄍㄟ
ㄍㄠ’），啊你是聽有喔，聽嘸又假高尚。」那段時間我的人生就在一種奇怪的狀態裡，跟我爸的關係也很慘，因為我偷了他的錢，他報案把我送進看守所，後來也被判了六個月，緩刑三年。當兵回來時，我想不要再做麵包了，想去找其他接近夢想的工作，結果連出版和雜誌社的小弟都要高中畢業，當時會覺得人生有個夢想是被我爸給破壞了，有些埋怨，所以一直跟他纏鬥。後來想想這樣不去也不是辦法，也有打算這輩子就乖乖的做麵包，其他的不要想太多了。結果人生就常會有意外，那時在台中放假到台北，去看了電影，還記得片名叫《絲克伍事件》，是梅莉．史翠普主演，講的是核能問題。不經意看到有張編導班招生的告示，寫著「學歷不拘」，我馬上眼睛一亮，沒有學歷限制，心想我等多久了。於是回去買了王禎和《嫁妝一卡車》的劇本當範本，寫了一個故事大綱就寄去報考。面試時，黃建業老師問我問題，當時我寫的是《亞歷山大與芬妮》，太緊張了我根本就是亂講一通，連片名都講錯，心想太概沒希望了，沒想到還錄取了。過了很久，我也開始拍電影了，有次高雄文化局邀我和黃建業老師演講，我才有機會問老師當時為什麼會錄取我？他說：「對啊！這些老師在挑學生時，挑過一輪之後，其中有人問：『有個做麵包的想學電影，要不要給他試試？』結果沒人接話，又講了一些其他的，結果又有人提，三次之後，大家就說：『好吧！就讓他試試看好了。』」好笑又有趣的是「有個做麵包的想學電影」的差異，讓我有機會試試，有點像是白老鼠的實驗。也因為這樣，以前累積下來的東西慢慢地被喚醒，當時也不知哪來的勇氣，就立志要當導演。之前去梨山工作是因為要賺錢，不想再回去做麵包，覺得可以租個果園試試，說不定在梨山平凡的過一輩子也不錯。因為那時要跟侯導的《悲情城市》，一直無法順利開拍，我也需要工作賺錢，於是就去梨山當臨時工。後來在報紙上看到電影開拍，就很氣餒，心想跟電影無緣了，於是就租個果園。到自己拍電影之後，才知道計劃一直在變，很多事本來就沒能說得準，所以現在學生問我可不可以跟片，我會直接給他們製片的電話，這樣比較可靠。從編導班畢業到拍紀錄片是四年之後的事，導第一部電影是九年，就這樣一路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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